我国的处罚有两类，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前者由《行政处罚法》设定，后者由我国《刑法》设定，无论县组织的红头文件还是乡规民约都无权设定处罚。
但不论何种维度，民族自治地方均处于受惠者的法律地位。[⑤]可见，上级国家机关相关职能的良好发挥，实际上是民族自治地方充分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必然的逻辑延伸，且直接构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重要方面。
其次，组织人事制度方面。复次，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不构成其组成部门的上级国家机关。第二，现行法律对同一地方的人大和政府均表述为本级，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5条第二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予答复。二、初解：上级国家机关的指向特定吗？ 戴小明教授是少数关注到该问题的学者，他曾扼要地指出：三级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是不相同的，对于自治区而言上级国家机关就是国务院，而自治州的上级国家机关就是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自治县的上级国家机关就是地区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或自治州人民政府。
[37]胡建淼主编：《行政法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8页。需要强调的是，《纲要》中人民政府的含义与今天的理解具有较大差异。[6] 所谓规范能动性（normativeagency），在格里夫看来，是一种人反思、评价、创造自己所希望生活的思维方式。
我们消解价值本质主义，接受一定程度的价值相对主义或柏林所谓的多元价值观，但不意味着走向不可知论和唯意志论。今天，我们就是要在现代公民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新建立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和社会行为规范，最终实现尊严所系的国家伦理和公民德性。人被允许拥有他所选择的东西，成为他所愿意的样子。[54] 欧洲人权法院也关注到了尊严的平等属性。
[37]这里，尊严实际已经成为有宪法约束力的原则而内化于实证宪法秩序中。2.尊严保障范围确定的三种方式 既然尊严具有权利属性，那么就一定有其保障范围，也就是其所要保护的利益在法律上的范围。
所有的人的基本需要，例如充足的营养，居住，受教育，表达自由等，都与之相关，尽管这项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依赖于现实社会经济条件。[81]R.Rorty,PhilosophyandTheMirrorofNatur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9,p.34. [82]R.Rorty,Contingency,Irony,andSolidarit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pp.197-198. [83]R.Dworkin,JusticeinRobe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p.169. [84]Ibid [85]J.Waldron,Dignity,RankandRights,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p.347. [86]R.Rorty,Contingency,Irony,andSolidarit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pp.17-19.p.198. [87]Barak,HumanDignity:TheConstitutionalvalueandtheConstitutionalRight,in:UnderstandingHumanDignity,editedbyC.McCrudden,OxfordUniversityPress,2013,p.378. [88]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一种规范宪法学的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及以下。[96] 因此，作为君子，他不得有残贼加累，即用恶语伤人（侮辱），也不得有流愬（诬陷）之行，杜绝流言、流说、流事，这些都是君子人格的具体表征。……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例如第33条平等权体现的正是尊严免于歧视的平等这一核心共识价值，而公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等则恰好满足了尊严实现基本的公共善这一核心价值。我们可以将宪法上相应的保护类型概括为： （1）社会福利与保障 正因为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水平是人有尊严地生活的保障，因此很多时候宪法审查机构都以此作为维护尊严的重要条件。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之谓贼，贼义者之谓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2）免于酷刑与侮辱性待遇 当代宪法理论也认为尊严还体现在国家不能对人实施酷刑，即人的尊严体现为保持身体和精神完整性的权利。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尊严是现代人权话语的中心，也是最接近于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宪法价值，它影响到大量的国家宪法、国际公约和宣言[89] 第二种，可名之为内部规范地位统摄说。
（二）尊严在中国宪法上的意义空间 最后，我们回答中国宪法人格尊严的意义究竟如何理解。[69]尊严理论的体系化本质上也是在具体情境中通过解释与评价而实现的，只有在规范与事实的评价性关系中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尊严是如何从一种哲学观念转化为具体宪法规范的，也才能消弭理论的不融贯，真正发挥尊严理论的实践功效。
当然，如果以一种野蛮、残忍地方式执行死刑则又有可能是对尊严的侵犯。这个概念是一个体面、有序、自由社会的根基。[36] 然而，在1994年的基因案中，宪法委员会指出1958年宪法的序言承认每一个人内在的权利，因此人的尊严是具有宪法地位与宪法效力的原则，并将这个原则的效力同时及于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因为这种属性体现反思与评价，而反思意味着对好的生活的判断，因此是一种规范的能动性。后者则意味着尊严是一种内在价值，承认一个人的尊严本身即构成应该实现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尊严既是一种价值，也是实现其他价值的前提和保障。
[26] 1940年代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战后重新建立世界均势体制的需要，在联合国推动下，成员国开始建立人权的普遍标准，但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大家发现基于不同的视角，很难找到作为人权共识的基础概念，于是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能接受的尊严概念，尽管比较原则，最终成为代表们的选择。孟子最早借独夫讨伐说阐明了这一要义：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价值相对主义不承认价值的绝对客观秩序，但并不意味着接受价值的不可知论。
这种自由构成了人的尊严。1999年，在涉及一个用人和移民法律引起的诉讼中，法官指出人的尊严被伤害就在于根据人的天分或环境对不同人的需要、利益做不公平的对待。
可以说人格尊严构成了这些权利的基础，也可以说这些权利成为尊严的目标，彼此再次互相构成。中国宪法学对尊严的研究同样围绕上述三个层次的争论展开。美国宪法文本里面虽然没有规定尊严条款，但法官在诸如隐私权、持枪自由、种族平等、表达自由等领域中都经常通过以尊严作为论证依据以达到保护、认同尊严价值的效果。也就是说，虽然尊严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有具体的表达，但它要遵循一个逻辑前提，那就是尊严一定是人自身的某种属性，是对人本质的某种揭示，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重要标志。
她认为，根据宪法解释的方法，我们只能将第38条处理为一个具体的基本权利，它与其他基本权利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国家需要君子就在于君子也者，道法治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
正如巴拉克谈到的解释者解释尊严的含义就是赋予人性具体的意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反映深藏于他们宪法结构深处的社会规定性。[94]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1933年葡萄牙宪法也是在第45条经济权利部分，1948年意大利宪法也是分别在第3、27、41条具体规定经济、社会和人身权利的尊严基础。该条又与第33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在整个基本权利体系里处于统摄地位。
[83]尊严需要其他基础价值的支撑，尊严也和其他价值一起构成了新的价值，因此价值在本质上并非彼此分离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意味着价值之间没有绝对的客观效力秩序，而是彼此呼应与相互证成。在宪法裁判中，这种案件主要体现为少数族群或非主流的生活方式要求得到宪法和国家的尊重与保护。[82]因此宪法上的尊严出现多种价值基础，这并不是价值世界的混乱，相反这是一种价值宽容，它根源于人类生活、实践与理解的多样性，展现出可能生活的道德深度。精神性人格权最核心的保障范围主要体现为免于国家和他人的侮辱、诽谤与陷害。
对于世俗的政治生活来说，价值相对主义是避免政治专制的重要保证。[37]这里，尊严实际已经成为有宪法约束力的原则而内化于实证宪法秩序中。
巴拉克认为这种概括基本权利模式具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论证各项基本权利的正当性。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人也是创造者——他自己的创造者。例如，南非宪法法院在1998年的最低福利待遇案中就指出社会保障是宪法赋予国家的给付义务，国家通过各种福利保证每一个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它以充分实现人的尊严为标准。
